2025年10月22日下午，由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院主办的“艺术创作方法论”系列课程讲座第105讲正式开讲。 此系列课程通过邀请各学科带头人，业内著名教授，从其个人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出发，为同学们提供一个跨学科交流，构建多元知识构架，创造活跃学术氛围的平台。
于润生教授授课现场
研究生院院长/书记葛玉君教授主持讲座
展开剩余93%本次课程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于润生教授以《艺术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为题， 围绕学位论文写作展开，涵盖研究问题的界定、常见困难、写作路径及学位论文要求等多方面内容，并通过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进行反思和梳理，旨在为学生论文研究和写作提供指导。讲座由研究生院院长、书记葛玉君教授主持。
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根本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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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座的开篇，于润生教授讲到艺术院校的研究生往往需要面临完成这两项看似彼此“矛盾”的任务，即“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学术研究的核心是回答一个问题，但它并非自问自答的个体行为，而是要在学术共同体内取得共识的群体行为。要达成共识，研究就必须依赖语言文字这类媒介，其论述必须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并追求一种普遍性。与此相对，艺术创作的目标是自我表达，其媒介（如视觉媒介）的特性恰恰在于它的模糊性和言外之意。艺术创作珍视的是个体的创造力，它可以是不被理解或者难以理解的，但一定要具备自身的独特性。将创作的逻辑直接照搬为研究，是于教授指出的对媒介特性的误用。
学位论文的规范与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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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润生教授还指出，学术研究最终需以学位论文来衡量，这就涉及到学术规范。他提及了即将实施的学位论文“新国标”，其中强调博士论文必须表明作者掌握坚实、全面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做出创新性成果，并具备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能力。在写作实践中，一个核心困难是提炼“真问题”。学生常常混淆“研究问题”、“研究对象”和“论文题名” ，或者提出“伪问题”（如“传承与创新”），其本质是一种“循环逻辑”。同样，个人的“兴趣”或观察到的“现象”并不等同于“研究对象”，研究对象是需要从现象中提炼和抽象出来的。于教授告诫学生必须避免主观主义 ，即在论述中依赖“我觉得”、“我认为”这类表述，而是要通过诉诸于事实和诉诸于学术权威来说服读者。其他常见错误还包括材料不足（如同“盲人摸象”）、理论脱节（如“望文生义”地“用大词”）、循环论证和预设结论等逻辑缺陷。最后，他提出了两种研究路径：“从经验出发”，即将个别、偶然的经验提炼为普遍知识，和“从观念出发”，即将抽象的观念赋予现实性。这两条路径共同构成了一个“认识论的螺旋”，而一篇学位论文只需完整地完成这个螺旋中的一个环节即可。
研究路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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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润生教授通过详细介绍自己的三组研究案例，生动展示了如何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方法。
第一个研究是《论彼特拉克登旺图山》，此研究示范了如何从文本缝隙入手。他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挑战了布克哈特将彼得拉克视为“第一个现代人”的经典论断。研究发现，该文本是一个复杂的“文本链条”，深受基督教和古典文本的影响（如图1）。彼得拉克在山顶翻书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圣书卜”，其登山的真正目的是忏悔而非审美。
第二个案例是对普桑画作《墨丘利、赫尔斯和亚格劳洛斯》中普桑的激情表现与寓意的探究。于教授展示了普桑在创作中并非直接复制神话，而是通过挪用“徽铭之书” (Emblem books) 中的图像元素进行创造性模仿（如图2、图3红圈标记所示）。该研究从三个层次进行跨学科多维解码：一是图像学层面，将画中形象与嫉妒和异端的象征联系起来；二是炼金术层面，将墨丘利(Mercury) 视为化学元素水银的寓言；三是传记层面，联系到普桑曾患梅毒而汞是当时的疗法。这三个层次互相关联，共同构成了作品的复杂内涵。
第三个案例是关于《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的研究。研究从个人观看经验出发，探讨了圣像画如何构成对现代艺术品概念的本体挑战。他提出圣像画具有两大特性：“复数性”（如图4、图5），即它是一个“图集”，是摹本的摹本，也是物理上不断修复重绘的叠加， 和“可移动性”，即与博物馆中静止的杰作相反，圣像的功能和历史就是其不断地移动。他总结道，圣像是一种具有能动性的图像。这使得研究不再局限于艺术品本身，而是提出了一种以“图像行为” 替代“艺术品”分析的新艺术史书写框架，为研究者提供了理解历史的全新路径。
图1·彼特拉克登山事件中的拟古网络
图2·阿尔奇亚托《徽铭之书》第8象征，1548年版
图3·普桑《墨丘利、赫尔塞和阿格劳洛斯》，布面油画，
53cm×77cm，1624—1625年或1627年，巴黎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图4·《弗拉基米尔圣母像》，佚名，国立特列季亚科夫画廊藏
图5·圣母像图集的复数性
学生感悟
乔姝颜 2025级
基于现实的油画人物创作
于润生教授为研究生院博士生开设的论文指导课程，对博士论文写作的核心要素进行了系统梳理，为正处于学术探索阶段的我们提供了清晰的框架与重要的方法论指引。
课程伊始，于教授便直指核心，辨析“研究”为何。他深刻阐述了“艺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根本区别，强调学术研究不仅要超越个人化的“思考”，更要进入一个受学术共同体规范、追求“普遍性”知识的领域。这让我意识到，博士论文并非个人感想的汇编，而是一项需要遵循“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物、清晰明白”原则的严谨工作。课程后半段，于教授以其深厚严谨的案例研究展示了如何将理论工具娴熟运用于具体研究之中，化抽象为具体，为我们提供了极佳的范本。整堂课下来，我不仅对博士论文的架构与规范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更重要的是，建立起一种对学术的敬畏之心与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在方法论层面，于教授清晰勾勒了“从经验出发”的案例研究与“从观念出发”的理论研究两种路径，并提醒我们无论选择哪条路，都需关注“经验的范围和效果”或“观念的现实性”，确保研究扎根于坚实的土壤。
对我触动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关于“问题意识”的剖析。于教授指出，提出一个“真问题”是研究的起点，它意味着对现有知识的补充与修正，而非预设结论的“伪问题”。这促使我反思自己过往的研究构想，是否真正触及了学术脉络中的空白或矛盾。二是对常见错误的警示，尤其是“主观主义”和“预设结论”。艺术学研究者极易陷入以个人经验和感受替代客观分析的陷阱，于教授告诫我们必须诉诸事实、讲求证据，并借助公认的学术权威来跳出自身局限性，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材料，避免对不符合预期的证据视而不见。
这一方法论为我厘清了创作与研究之间的界限。在我的研究方向“基于现实的油画人物创作”中，尽管创作源于个人的审美直觉与生命经验，但学术研究要求学科语言超越个体感受。我将努力思考如何用油画语言构建当代叙事，使其放置在可被客观探讨的学科脉络中。
蓝梦乔 2025级
具象油画的当代转换研究
参加此次于润生教授关于艺术与历史研究及理论研究的讲座，收获颇丰的同时也让我对自己未来的学术道路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讲座伊始，于教授便强调了学位论文的重要性以及新国标对其规范要求。撰写学位论文绝非随意为之，而是有着明确标准和严谨要求的学术活动。从博士论文需体现理论与知识成就、创新性以及独立研究能力的定义中，我明白了一篇优秀的学位论文应具备的要素，也对自身努力的方向有了清晰的指引。
其中关于现象与对象的讨论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日常生活中的现象纷繁复杂，但并非所有现象都能成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我们需要通过观察、比较和分析，将多个相关现象联系起来，进行抽象概括，从而提炼出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对象。就像教授所举的艺术破坏案例，只有将不同时间、地点发生的类似事件综合考量，才能深入探究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社会文化内涵。
结合我的本专业思考，在具象绘画的研究中，“某幅画的色彩很鲜艳”、“某位艺术家喜欢用圆形构图”、“某个展览的观众反响热烈”，这些基于个人观察或即时体验的描述，也都属于“现象”范畴。现象的核心价值是为研究提供“原始素材”，但本身不具备学术研究所需的“问题性”与“普遍性”。
近年来国内多个当代艺术展览中，涌现出一批以“传统民间图像”（如杨柳青年画的人物造型、桃花坞年画的色彩范式、陕北剪纸的纹样逻辑）为视觉素材的具象油画作品 —— 部分作品直接将民间图像“移植”到油画布面，用油画颜料还原民间艺术的色彩饱和度；部分作品则以民间图像为原型，融入当代社会场景（如将杨柳青年画中的“门神”与现代城市地铁背景结合）；还有作品通过解构民间图像的符号（如把剪纸中的“鱼”“莲”纹样拆解为碎片化元素，再重组为具象人体）完成创作，且这类作品的创作者多为 35 岁以下的青年艺术家。该现象符合于润生教授对“现象”的定义：它是可直接观察到的“具体事实集合”（特定展览、特定作品形式、特定创作者群体）。这一现象停留在“发生了什么”的表层描述，未触及“为什么发生”“有何学术价值”的深层问题，因此属于“具象油画当代转换”领域的“原始研究素材”。
于润生教授强调，现象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是“从零散事实到关联议题的抽象，从表层描述到问题导向的提炼”。通过抽象，现象从“某几个展览的某类作品”，转化为“当代青年具象油画家对传统民间图像的创造性使用”这一“关联性事实”。在抽象共性的基础上，围绕“具象油画当代转换”的核心议题（媒介特性、传统与当代的关系、青年创作生态），提炼出三个可追问的学术问题：媒介适配性问题、文化逻辑问题、代际差异问题。
于润生教授指出，合格的学术对象需“有明确边界，避免泛化”。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限定研究范围，形成最终的学术对象：“2018-2023 年中国当代青年具象油画家（35 岁以下）作品中“传统民间图像的转化实践”研究 —— 以‘媒介适配技术’‘文化叙事重构’‘代际创作差异’为核心维度，聚焦杨柳青年画、桃花坞年画、陕北剪纸三类民间图像的转化路径，探讨其对具象油画当代性的建构意义。”从“具象油画当代转换”的现象到学术对象的转化，本质是遵循于润生教授强调的“从经验到观念、从零散到系统”的逻辑：先通过“抽象”剥离偶然因素、聚焦共性，再通过“提炼”锚定学术问题、界定边界，最终形成“可操作、可检验、有学科价值”的研究对象。
顾文璟 2025级
抽象艺术语言研究
于润生老师在讲座中以尼古拉·普桑的画作为经典案例，精辟地展示了一种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的图像学研究范式。他并非孤立地解读画面，而是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阐释网。这实际上是一种在美术史研究中，重要且实用的研究方法。可以追溯到潘诺夫斯基提出的图像的三重含义理论。首先，通过对人物动态、构图与光影的细致分析，揭示普桑在视觉表达上的创新，这对应于潘诺夫斯基理论体系中的前图像志描述阶段，即对纯粹形式世界的感知。继而，通过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将其与传统主题和炼金术的隐秘关系相勾连，这一步骤也正是图像志分析的核心——在文化、文学与类型化象征的层面，厘清作品母题、概念与故事的特定内涵。最终，他将前述分析与艺术家的个人传记语境相结合，从而升华至图像学阐释的层面，深刻阐一释了普桑如何将个人的理性思辨与内在激情，转化为一幅承载着丰富哲学寓意的视觉文本。
这种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是美术史研究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基石。它使我回想起在撰写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所经历的认知转变。起初，我的分析停滞于对视觉图像的审美和鉴赏。而在系统地运用方法论研究后，我试图厘清形象和图像、图像和文本之间的关系。
但是，图像中的形象一定必须有一个来源吗？或者说，它的来源重要吗？人物寻找神话原型——是战神玛尔斯与地母瑞亚，还是圣经中的亚当与夏娃？我也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关于“四种气质”的学说，以及威尼斯文化中对“命运”的隐喻。这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与多种可能，正如于润生老师的研究方法。它要求研究者具备广博的文献知识和跨学科联想的勇气。最终，我并未找到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但正是在这探寻中，我领悟到图像学的真谛：它并非提供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构建一个合理的阐释框架。
刘翰阳 2025级
抽象艺术语言研究
在于教授的《艺术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课程中，《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的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物质性”在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于教授通过亲身观察与学术分析，提出了圣像的三重特征——物质性、复数性与移动性——并由此挑战了以“原创性”、“唯一性”为中心的现代艺术观。这一研究方法为我在“抽象艺术语言”方向上的思考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发。
首先，圣像的物质性提醒我们：图像不仅是视觉符号，更是由具体材料、空间与使用行为构成的“活体存在”。于教授在课堂中讲述自己在博物馆寻找圣像的经历——从展厅穿行到教堂，再透过玻璃罩看到被膜拜者亲吻留下的唇印——正揭示了圣像在不同制度空间中“物质身份”的转变。它既是宗教信物，又是博物馆藏品；既被信徒触摸，又被玻璃隔离。圣像的价值因此不在于“图像的抽象表面”，而在于其物质承载如何与信仰行为、社会制度交织。
这种物质性的复杂性进一步延伸出圣像的复数性。于教授指出，《弗拉基米尔圣母像》并非独一无二的原作，而是由无数临摹与修复叠加而成的“图集”。其时间上的重绘、空间上的分布，使圣像呈现出多维度的“图像层积”。每一次复制与修复都留下物质痕迹，而这些痕迹本身也是意义生成的基础。对我而言，这一“复数性”恰可类比于抽象艺术语言的多重再生产：例如蒙德里安式的构成语言，在时尚、建筑、平面设计等领域中被不断转化，其物质形态和语义内涵随着传播而扩展，形成一种跨媒介的“抽象图像网络”。
与此同时，圣像的移动性揭示了图像在流动中的再语义化。从拜占庭到弗拉基米尔、再到莫斯科，圣像在迁移中经历了从“圣物”到“文物”的身份变换。这种移动不仅是空间的转移，更是物质属性与社会功能的再定义。同样，抽象艺术作品从画室到画廊、美术馆再到数字媒介，其意义也在不同的物质环境与观看方式中被重塑。
于教授最后提出的“以图像行为取代艺术品本体”的理论，为我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艺术史书写若从“图像行为”出发，便需重视图像的物质存在、社会实践与流通机制。在抽象艺术语言研究中，这意味着不再仅分析形式与象征，而要关注抽象图像如何在具体物质环境中行动、传播与生成新的意义。抽象艺术因此不只是“纯形式”，而是一种不断移动、被复制、被使用的“物质化语言行为”。
马皓源 2025级
中国形象的发现与表达
于润生教授以学位论文写作为切入点，这不仅是对学术规范的一次系统梳理，更像是一场关于艺术本质的哲学思辨。尤其是在我所学的“中国形象的发现与表达”专业领域，他帮我厘清了逻辑起点和思考方向。
这场讲座对我最具启发性的地方，在于它让我更深入地掌握“研究问题、研究对象与论文标题”。于润生教授在讲座中区分了“伪问题”与“真问题”，并强调了“聚焦具体语境、追问因果逻辑”的方法。依照这一思路，在我专注的“中国形象的发现与表达”油画专业方向里，我认为“伪问题”是围绕外部问题去研究，而不去深入内部的核心。这样它既没有明确具体指的是形象符号、色彩语言，还是创作手法，也未提及对应的具体创作场景或受众需求，完全陷入了“循环表述”的困境，无法深入问题的核心进行研究。
基于讲座所讲的方法，我们可以将这个“伪问题”转化为有学术价值的“真问题”，深入核心去解决问题。这样一来，研究就有了清晰的分析对象，而非仅仅停留在“中国形象”这个笼统的概念上，能够直击现象，这正是“真问题”的价值所在。
讲座还谈到了关于论文写作的常见困难与应对思路。三个个案分析则把方法论转化成了学术范本。《论彼特拉克登旺图山》展现了从“文本缝隙”进行解读的智慧，教导我们要从细微之处切入，挖掘历史文本背后的意义链条；《<墨丘利、赫尔斯和亚格劳洛斯>研究》示范了多维度研究框架——图像、传统、传记相互交织，让单一艺术作品的解读有了历史纵深和文化厚度；而《弗拉基米尔圣母像的图像行为》对“艺术品中心论”的突破，更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批判性与创新性，启示我们要用更开放的视野看待艺术史书写。
于教授的这场讲座并非单纯指导论文写作。它让我明白，仅仅掌握学术规范这些“门道”是不够的，比如如何确定问题、如何运用理论，这些都只是实打实的“术”；更关键的是要带着真挚的情感去追问现象，慎重选择研究方法，时刻怀揣着“要做出新成果”的想法，这才是研究的“道”。只有将“术”与“道”结合起来、相互配合，我们对学术的研究才不会浮于表面，才能真正为艺术学科和文化研究增添实际价值。
讲座现场
主编：葛玉君
统筹：周家丽
编辑：张仕骏、郑淏文、王华石、孙萍
文字：乔姝颜、蓝梦乔、顾文璟、刘翰阳、马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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